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但是，如果确需激活这些职权，其他机关不能替代全国人大的决策。[8]参见王汉斌：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中国人大》2004年第16期，第14页。
[72]表2 1983—2022年部分国家领导职位及任期情况（四）稳定制度导向对决策的影响在稳定制度的导向之下，由全国人大进行例外决策要面临更大的挑战，顺利通过须审慎规划、充分准备、广泛动员。[76]1990年12月，深圳市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并选举产生了市人大常委会。其次，除2018年新设置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外，其余每个职位至少都经历过一次连任。[68]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初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作为其在立法方面的任务目标。[30]但是，该理论却难以有效解释全国人大职权行使的实然状况，尤其难以回答为何部分应当由全国人大行使的职权最终未由其行使？其次，侧重于从决策事务及横向分权的角度区分全国人大的四种不同职权，即立法权、重大事项决策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
六、结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一系列目标愿景均存在紧密的联系。[36]该项职权与全国人大针对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二、土地转让条款八二宪法第10条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改革提供宪法空间，让我们无须总是打着违宪的旗号去呼吁和设计改革。凡有荒地、劣地、空地可以利用的，应该尽量利用。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土地条款 土地公有制 。因此，用地单位的搭便车和道德风险行为层出不穷。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指出：土地即使国有，扯皮也解决不了。[24]这样的反对之所以并未造成令修宪者担忧的社会动荡，根本原因在于该条款的自我限定，即不立即剥夺原私有主对城市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权利。
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合理用地原则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涵。[4]公允地说，对八二宪法土地条款的现有解释作业，体现了历经三十年筚路蓝缕后，中国宪法学界回归宪法文本的自我觉醒，[5]以及在违宪审查机制不彰的背景下勾连宪法与实际问题的智识抱负。[34]此前更多使用个体经济一词。1960年出版的一本有关人民公社财会核算的教材指出，人民公社的基本建设投资可分为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两类。
一、土地所有制条款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宪法表述，也许早已耳熟能详了。除非有证据表明某种形式的国有化能以较小成本带来更大实际效益，否则，在1982年就被放弃的选择未来也不会再来。不必采用征收土地使用费或租金的办法。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土地制度上的延伸和反映。
土地所有制条款区别城乡两种土地所有制，进而确定国家征地权力的对象——集体土地。当下正在进行的改革并非因其违宪，而是为了更好平衡农地保护与财产保护两大目标。
[32]《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草案)〉的说明》(1982年4月28日)。我国矿藏发现较少，发现了要开采就与农民发生矛盾，要花很大代价，限制了国家的发展。
在此，征地条款和土地利用条款实现了隐秘但深刻的勾连。所以，彻底关闭城乡土地市场成为必然选择。1954年，内务部在两次解释如何执行1953年办法时均表示，除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外，私营企业也可按该办法征地。这也许正是八二宪法第10条第5款规定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的初衷。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2]参见程雪阳：《城市土地国有规定的由来》，《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第35页以下。
其中最突出的是长沙市，该市从解放后到1954年底，共征用两万多亩土地，其中浪费的就有一万六千多亩。那么，什么是国家建设？1953年办法第2条规定：凡兴建国防工程、厂矿、铁路、交通、水利工程、市政建设及其他经济、交化建设等所需用之土地，均依本办法征用之。
修宪者之所以在集体土地上选择退一步，是出于种种实际考虑——国有化集体土地无助于国家建设，且会带来许多麻烦甚至动荡。以今日眼光视之，上引论述极易理解。
1982年5月4日，国务院公布《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第2条要求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需要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必须按照本条例办理。但是，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征地权力就被广泛运用于不是由国家自己进行的、非公共利益的建设。
一方面，城市土地实行无偿、无限期划拨制度，用地单位从政府申请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无需缴费，但也不得转让。[43]然而，回到八二修宪的历史情境，有必要重估这一认识。在不同时代和国别，平衡点的位置以及达到平衡的进路都会而且应该发生变化。[24]前引[12]，许崇德书，第719页，第721页。
1954年4月27日《内务部关于执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中几个问题的综合答复》第5条：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或私营文教企业等经批准按照本办法征用之土地及房屋。有时甚至在建设单位还没有提出征用土地计划以前，就先期批准了用地。
这种观点只看到十年动乱期间类似政策被提出，却有意或无意忽视了早已有之、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纲领。一切目前可以不举办的工程，都不应该举办。
在美国，两大流派之间的争论已持续多年。十年动乱期间，国家有关部门发出城镇土地国有化的指示。
而为了将天平更多偏向尊重和保护集体土地财产，更好地实现价值平衡，相关具体制度安排必须做出调整。面对这种局势，各地区、各部门强烈要求制订新的法规。相较那种以美国、德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宪法为参照，解释和批判中国宪法土地条款的研究进路，原旨主义避免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简单比附，提供更具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分析框架，有利于挖掘和凸显中国宪法之中国性，也更能有效描述、说明并解决我国宪法所面临的现实挑战。类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1959年)第12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的全部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包括用于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生产方面的，一般应当不少于百分之八十，经常用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文化教育卫生和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
到了1982年，土地全盘国有的意识形态纲领已不复决定作用，甚至都看不出是一个考虑因素。当然，近年来的改革趋势是有限放松和突破该原则。
当时的认识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计划，国家政府要比自由市场更有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因而也更符合公共利益。一方面，为什么国家征地与集体土地交易相抵触？两者不应彼此独立吗？国家强制征地之始，不正是土地自愿交易之止？另一方面，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是自愿交易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这表明在构想新时代的土地制度时，修宪者当年面临的其实是一个二元选择——城市土地国有化或土地全盘国有化。本文余下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